如何利用红色经典讲好中国故事？丨80年前《红星照耀中国》海外影响力及传播的成功启示
■何明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任）
时下对外文化出版、传播界都在讨论，如何突破西方舆论的话语体系，更好地向全世界人民讲好中国故事？让全世界爱好和平与发展的人，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道路与经验？解决之道从来与历史的经验息息相关。80年前有一个最为成功的案例，那就是《红星照耀中国》成功突破了当时国民党信息封锁，将多年在国民党媒体恶意被丑化的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人的形象，来了个彻底的颠覆。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做法，《红星照耀中国》所取得的轰动性传播效应，都值得今天的我们充分总结借鉴和参考。
“用事实说话” 将谎言击破
面对外界的传言与国民党的污蔑，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用事实说话”的策略。周恩来对首位访问苏区的外国记者斯诺说：“我们只要求你真实地把你的见闻报道出去。”
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后，中共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封锁，很难向外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因此在第一次国共内战的1927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和中国各地都流传着各种谣言：有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红军只是“几千名饥饿的土匪”，说毛泽东是“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长期患有肺结核疾病，是一个“疯狂的试验者”。官方媒体几次宣布他已经死亡。国民党还特意设立允许外国记者参观的劳动训练营，挑选一些中共的“叛逃者”，向西方记者讲述延安种种匪夷所思的故事。这些充满着无中生有、故意妖魔化的宣传，让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觉得中国共产党不是一群正常人。
在回应外界的传言与国民党的污蔑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用事实说话”的策略。中共主动为西方记者的访问提供便利条件，还允许他们不受限制地考察根据地，让西方人了解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据记载，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要求选择一些“可以信赖的外国人”访问陕北根据地。1936年春，中共中央密电上海地下党组织，要求邀请一名西方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访问。正在此时，当时长期为英美报纸《每日先驱报》、《信使晚邮报》和《太阳报》供稿的埃德加·斯诺，向宋庆龄表达了访问陕北的愿望。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当时毛泽东的努力，促成了斯诺成为第一个访问苏区的外国记者。
斯诺访问延安前，周恩来告诉斯诺：“我们只要求你真实地把你的见闻报道出去。我们尽力帮助你了解情况，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听到周恩来的这一承诺，以至于斯诺都感到有些意外。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真实地记载了自己的感受：“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收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
对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家事以及成长经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徐海东等人都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特别是毛泽东的经历此前很少被外人所知，连当时的妻子贺子珍也不知晓。毛泽东看到斯诺所列的“个人历史”采访提纲后，如询问他结过几次婚，笑了笑说：“这样吧，我索性撇开你那些问题，把我的生平经历大致地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想这样更好了解些，最终同样回答了你的所有问题。”对一名记者来说，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以至于斯诺叫道“我要的就是这个”。毛泽东对于第一个来访问的外国记者敞开了心扉，将自己的家世、经历、思想等一一道出，这就是《红星照耀中国》中最为著名的章节“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后来所有试图给毛泽东写传记的人都绕不开斯诺采访的这一段。
斯诺对于周恩来的经历描写，细节鲜活、真实有力。“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除了周恩来的少年读书、求学以及赴法国等经历阐述之外，斯诺也写出了自己的第一判断：“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富于逻辑，讲究实际经验。在南开读书期间，周恩来在学校的戏剧表演经常饰演旦角。我在百家坪见到的这个留着胡须的冷峻硬汉，身上却没有丝毫柔弱的气息”。
总之，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向斯诺展示了陕北红军的方方面面，因此《红星照耀中国》里才有上至领袖的人生历程、下至普通士兵的生活细节，从红军的“政治课”到苏区的工业、农民等等，无所不包。真实地展现了陕北苏区的社会面貌。实事求是，敞开心扉，这一做法最有力量，感动了斯诺，也感动了随着斯诺的脚步到陕北采访的其他西方记者。也因此，直接掀起了在随后的10年间西方国家记者两次访问“红色中国”的高潮。
为彻底戳穿谎言
中译本先于英文版面世
80年前，为了彻底戳穿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谎言，经过多方努力，《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版先于英文版在国内面世，并很快流传各地。
1936年10月下旬，斯诺在陕北苏区采访了4个月之久，终于秘密地满载而归，返回北平。根据张小鼎的记载，在《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发行之前，曾经有一个私下流传的中译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当局控制的媒体，从西安登出一则报道，诋毁造谣说：“斯诺已被‘赤匪’处决了”。当时美联社信以为真，将消息转发回国，斯诺“被害”的讣告在其远在美国的家乡堪萨斯城排版待印……在此关键时刻，斯诺当机立断，即刻前往美国使馆出席记者招待会，公开其陕北之行的主要事实。同时，斯诺还多次举办讲演、报告会，放映有关红区影片和幻灯与图片展示会等，及时进行宣传，扩大他陕北之行的影响。
为了彻底戳穿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谎言，斯诺在助手的密切配合下，还接连向英美的报纸《每日先驱报》《信使晚邮报》和《太阳报》等发出许多有关红区的电讯报道。他和夫人海伦·斯诺将报道原文及有关照片也及时提供给中国友人王福时。1937年春，由北方爱国青年大学生王福时主持，与郭达、李放、李华春共同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斯诺与海伦热情无私的支持合作下，首先在北平秘密地出版了。这就是在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之前在国内私下出版的中文版。
为避免查禁破坏，《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封面有意未标明出版机构名称，序言的写作地点则将北平写作上海。该书从翻译到出版，不到两月，即全部完成。书籍封面则采用“统一战线舞”照片，即陕北红区八个少女英姿飒爽、动作协调的舞蹈场面，其主旨含义，正如斯诺在扉页解说词中所明确指出的：“动员全中国人民来抗日”。这样的封面构图设计，既“冲淡书的政治外表，保护读者”，又仍然“能引人注目”，故意使书像文艺小说似的。题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也颇费匠心：“外国记者”是挡箭牌、保护色；“西北”这一谜底，一看便知实指陕北苏区。
由于该书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数月即先行出版，最先客观翔实地介绍了陕北红区和共产党的真相，及时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主张。因此尽管是秘密销售，且大部分是通过相关大学等“民先”组织义务推销，初版5000册却顷刻售完，它不胫而走，很快流传各地。该书译者之一的李放曾回忆说，他在1938年夏南下中，沿途不仅看到好几种翻印本，甚至远在广东台山县水口镇一个小书摊都能见到有该书在出售，传播速度之快、翻印范围之广，可见一斑。
英文版轰动世界
首次真实展现中共高层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面世后，获得了轰动性的传播，它让西方人首次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的真实形象。
根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红星照耀中国》各国版本考略”一文的考证，在《红星照耀中国》单行本首版出版之前，斯诺将相当于该书各章节的原稿，以特约记者的名义部分发表在伦敦《每日先驱报》等报纸上，最早刊登相关消息的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1936年11月14日、21日发表的斯诺关于毛泽东的采访报道（内容为关于中共的政策），并附有毛泽东的照片。从西安事变后的1936年12月30日至1937年3月，伦敦《每日先驱报》陆续发表斯诺的采访报道“红色中国的真相”，并附有照片。斯诺在陕北拍摄的许多照片在当时而言，确实称得上独家照片。将这些照片汇集发表的是当时刚刚创刊的美国《生活》杂志。该杂志分1937年1月25日和2月1日两期，刊登了40多张带有说明的照片。据说，包括未发表的部分照片在内，当时该杂志以每张5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73张。毛泽东讲述自己的经历是《红星照耀中国》最精彩的部分。1937年7月至11月，美国《亚细亚》杂志连载了这部分内容。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单行本，最早由一直和斯诺关系密切的伦敦左派出版社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在1937年10月出版发行，分精装本和简装本，内容相同，只是照片的安排有所不同。三个月之后的1938年1月，美国版《红星照耀中国》由纽约兰登书屋出版发行。与戈兰茨版不同，美国版对照片进行了大幅更换和增加，共有61幅照片，结构和内容没有变化。兰登书屋版最大的特色就是照片的充实。1938年10月，兰登书屋又很快推出了修订版。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面世后，在英美获得了轰动性的传播。该书在美国第一周的销售量为1.5万册，在英国一月内销售量超过了10万册，它让西方人第一次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形象。此后《红星照耀中国》陆续被译成法、德、俄、西、意、葡、日、朝鲜、蒙等10多种文字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英译本有7种，累计再版37次，截至2016年6月底的统计，该书在全世界的收藏图书馆数量达到了3509家。
不仅影响国内青年
还影响美国总统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国内青年争先恐后奔赴延安，甚至最终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决策。他的作品对大大推动美国乃至世界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国际反对轴心国侵略的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红星照耀中国》的传播效果可以说是轰动性的，一些英文媒体高度评价。它不仅影响一大批英美对华友好的知识分子，甚至影响了当时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政策的决策。在1938年前后的美国媒体评论中，对斯诺采访和报道评价非常之高，有的说该书是“英文的关于中国苏维埃的最真实的记录”，标志着西方“理解中国的新纪元”，是“西方论述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
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的观点也表现了当时美国学术界的态度：“只有那些当时身在中国的人们，才能回味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那本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斯诺给我们叙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这些谈话不是背诵教条的留声唱片机，而是适合中国国情，是可以据以组织抗日的精辟主张”。
而这种舆论的作用最终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决策。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美国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向罗斯福总统推荐了《红星照耀中国》之后，这位美国总统认真阅读，很快就成为了“斯诺迷”，并在任期内3次召见斯诺，在后来与斯诺的谈话中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支持。斯诺的作品对大大推动美国乃至世界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国际反对轴心国侵略的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抗战后期以美国记者为主的中外记者延安之行，以及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都与斯诺的影响密不可分。可以说，《红星照耀中国》是80年前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最成功的案例。
《红星照耀中国》还影响了一大批海内外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不仅许多国内的热血青年怀揣着《西行漫记》踏入革命圣地，连许多海外青年人，也是看了《红星照耀中国》，不远千里，跨海渡洋，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抗日队伍。根据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最为著名的例子是白求恩，他曾给国外的友人写信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1985年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我首次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读到长征。许多中国人也是从这本书的中文版本中得知长征的，这本书使我，也使成千上万的人思潮澎湃”。正是当年受到《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才使他一直念念不忘红军的长征，经过多次不懈努力，终于在1984年以76岁的高龄，实现重走长征路的愿望。
总之，80年前《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成功地突破了国民党对于延安的信息封锁，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戳穿了国民党控制的媒体对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各种谣言和丑化。其中用事实说话、实事求是、敞开心扉，是获得海内外轰动性传播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对于今天出版传媒界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要总结好中国人民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实践经验，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实事求是仍然是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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